近日，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浦东干部学院作科普讲座，在谈到本科招生时，表示希望能招收到更多有灵气、拥有批判性思维和自己的想法的孩子。他说，西湖大学会坚守“小而精”定位，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是“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因为顶尖科学家不可能成建制培养。

“我们实行年薪制和长周期考核，给每一位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提供了优厚的启动经费和生活待遇，哪怕6年里一篇文章不发，薪水也不会少一分”，施一公介绍说，但助理教授在入职西湖大学6年后，需要接受小同行的考评以决定去留。

施一公认为，西湖大学存在的意义是能做出一些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最前沿基础领域的研究，所以对于科研的考核标准即“在某个方向上取得突破，做到在世界范围内非你不可，才有留下来的可能性”，考核的不是量，但质的要求很高。

对于西湖大学来说，核心的追求是“小而精”。但施一公不想西湖大学被贴上“精英教育”的标签。他所理解的“小而精”是追求一种极致：集中资源，让一部分人能够在物质无虞的情况下，在人迹罕至的科学前沿寻找新的方向，从而造福人类。

报告结束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了施一公，访谈内容如下：

解放日报对话施一公：顶尖科学家不可能成建制培养

“希望招收有灵气的学生”

西湖大学会坚守“小而精”定位

记者：“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是西湖大学的定位。西湖大学起步时只培养博士生，2022年启动本科招生试点，从去年开始本科招生省份范围扩大，包括进入上海招生，学校是如何考虑的？

施一公：“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这9个字中，最核心的是“小而精”。我们办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拼规模，而是想做一些新的探索和尝试。要想做改革，无论机制体制、评价标准还是学生培养方面，学校体量较小时会更灵活，也更容易改，这是一个根本的考虑。所以，即便西湖大学再扩大招生规模，也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小而精”的范畴里扩。目前，西湖大学师生员工共4800人，即便10年后，预估学校的核心师生员工加起来也就7000人左右。这个数字在中国大学里来看还是很小的，但对西湖大学而言足够了。我们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特种兵、尖刀排。

记者：去年，上海被纳入西湖大学本科招生范围，您对上海学生的印象如何？

施一公：上海是我很欣赏的城市，这里海派文化底蕴深厚，开放包容。尤其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很快，这里的学生英文好、思想活，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很强。我们去年在上海招到了一些很不错的学生，希望今年能在上海招收到更多有灵气的孩子，所谓“灵气”不只是代表成绩，而是要有批判性思维和自己的想法。

记者：您觉得学生经过12年的基础教育之后，还有可能在本科阶段脱颖而出吗？

施一公：应试教育把很多学生的棱角磨平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卓越和公平之间，我们要有所权衡。公平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公平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均等。每个人在能力、兴趣和发展潜力上都是不同的，如果忽视了这种差异，反而可能造成新的不均衡。比如，在工作中，表现优秀的人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是合理的，不能说是不公平。因此，在人才培养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并认识到每个人的不同。

记者：西湖大学如何培养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人才？你们做的最重要的探索或改变是什么？

施一公：中国教育一直面临一个均值高、方差小的现象。能不能创造一个环境，让特别优秀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我们的做法很简单，不是一个班一个班地培养，更不是一群一群人地培养，当然更不是放养。西湖大学正在探索一条因材施教的创新人才培养路径，我们对每个学生精雕细琢，给每一位学生配备博导，关注并发掘他们的兴趣和潜力，然后因材施教，基本上不会有两个本科生是完全相同的培养方案。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在西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就是“老师带学生，师傅带徒弟”。因为顶尖科学家不可能成建制培养。

“师父带徒弟、老师带学生”

西湖大学的培养模式不需要复制

记者：我知道西湖大学一直强调不卷绩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提升学生创新和研究的积极性？像您说的要去找到真正的兴趣，很多人其实在那个年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会不会在进入大学之后，有学生发现自己实际上没有当初以为的那么喜欢科研？

施一公：我不认为高中生毕业时会对一个研究领域很感兴趣，即便是本科毕业生，毕业时能想清楚自己将来一定会从事哪个专业哪个方向的也不多。大部分学生选择读博可能是半推半就，对科学有一点兴趣，然后在现实的综合平衡下做出了选择。但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生，在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怀揣着开放的心态，是可塑之才。也就是说，如果你培养得好，他会对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它作为终身的事业；如果培养不好，他可能就跟科学绝缘了，这是导师、梯队和实验室环境的共同作用。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怎么都不适合搞科研的，那也没有关系，可以有其他选择。我们从不要求每个本科生都读博，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对他们未来的发展更重要。

记者：您会觉得没有培养出学生对科研的兴趣是西湖大学的一种失败吗？

施一公：我不这样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科学的，也不需要每个人都去做科学。

记者：反过来说，西湖大学怎么判断对学生的培养成功了？

施一公：不能以当下学生的毕业去向来做判断，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去了世界名校或者知名的企业、科研院所，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以后能做得多好，将来会给社会带来什么贡献，远远不是现在能预测的。如果10年以后，世界范围内有一个重大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在西湖大学内诞生，那时候再论成败也不迟。

记者：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要去做时间的朋友。

施一公：当然。

记者：您刚才说，西湖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就是师傅带徒弟、老师带学生，我很好奇西湖大学对教师的评价机制。

施一公：西湖大学实行的是年薪制和长周期考核，6年以后才对他进行考核。期间哪怕一篇文章不出，年薪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要他做出一个在世界上非他不可的突破，或者这个突破虽然还没有到来，但他能说服他的小同行，让大家看到这项工作的重要价值，那么他留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记者：西湖大学这个模式，您认为可以复制吗？

施一公：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被复制。西湖不是模仿加州理工学院建的，更不是模仿普林斯顿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现在的西湖大学就是由当下的285位博士生导师、360位行政人员、2000多位博士生和420多位本科生等共同铸就的。西湖的一些做法，可能其他学校会关注、会借鉴，但我相信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然要学文科”

AI时代要守住思考的底线

记者：您一直在强调科学素养，我很好奇，您觉得理科生要学文科吗？

施一公：当然要学！最简单地理解，学了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当下，学了哲学才能更全面地看世界，看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被感召。文科是对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会映射到你的科学研究中，融入到你对社会的理解中，渗透到你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行为规范中，体现在方方面面。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时候，负责招生的教授告诉我，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想了解优秀毕业生的成长规律。结果发现，博士生在校期间或者毕业后的成就，唯一与GRE成绩有统计相关性的是语文推理，语文好的将来出息更大，数学能力和分析能力与学生的未来发展没有显著关系。

记者：西湖大学也有通识教育，未来会考虑增加一些人文社科的课吗？

施一公：当然。我们人文社科课开得不少，我们特别注重写作。课程之外，我们还举办了很多讲座、演出，每个月都有，吕思清、郎朗、刘擎、麦家等都来过西湖。我们还有一个常年活动叫“湖心讲堂”，每次邀请一位科学家和一位人文学者来同台分享，我每一期都参加。人文学者的分享让我很受感染，他们看问题看得比我深、比我透。世界需要他们，批判性思维需要他们，一个大学里必须要有他们的位置。

记者：您觉得AI是拉大还是缩小了学生之间的差距？

施一公：现在很难评价。据我所知，美国的大学在几年之前是鼓励学生用AI写作的，现在大部分是禁止的，这个现象大家需要想一想为什么。人类会不会因此变懒、变笨？

记者：其实是把自己的脑子交给AI了。

施一公：有人问是不是有了AI以后就可以少学不学了？我认为，要是没有一定的基础素养和知识，我们是没有办法和AI进行真正对话的，连提问都很难。

记者：在科学领域，您觉得哪些场景下禁止使用AI，哪些场景被鼓励使用？

施一公：一个简单的原则，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只要能用AI来促进的，都应该提倡使用。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果 AI的使用引发不公平，则应该慎用或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