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洪：中国的科技创新也需要“贝尔实验室”

未来，中国科学家必将成为引领世界科学研究前沿的力量。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人在这个领域非常活跃。因为诺贝尔奖有延迟效应，我判断20年后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凝聚物理，主要利用光电能谱研究高温超导体和新型量子材料的电子结构和物理机制。

所谓凝聚态是固体和液体的总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凝聚态发明是制造晶体管，然后拥有经典计算机。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拓扑材料是量子计算机的关键材料，可以为量子计算机提供更稳定的量子比特实现路径。

量子计算现在很流行。不久前，潘建伟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认为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及时和中肯。如今，工业界关注或支持的量子计算公司并不能真正促进量子计算的发展，但整个生态不能健康发展。量子计算是一个需要长期投资的行业。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我们目前的基础研究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量子计算还远没有达到商业化的阶段。

我认为如何促进像量子计算这样的研究需要一些新的组织结构。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往往使得优秀的年轻人很难长期致力于一个话题。

在过去的科学研究史上，无论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一个科学家都可以依靠个人力量来取得成就。但是在大科学和大工具时代，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去推动它。虽然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可以发一些文章，但是这些都是孤立的研究;一个系统化的项目需要一个大团队来推广，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材料和设备支持。

但是这个大团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今的大学、科研机构能否形成这么大的团队?那是个问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公司做科研的例子。比如中国也有大企业做量子计算，但是有些公司做了就放弃了。我觉得这种长期的研究真的不适合公司做，因为企业的创新规划一般只能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完成。

从历史上看，真正能够在科研方面取得成绩的企业大多都有“印钞机”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AT&电话费业务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使其具有晶体管等伟大发明。

事实上，DeepSeek也是如此。由于量化交易的资金支持，创始人有着良好的愿景。没有多少“家庭主妇”照顾它，也没有投资机构催促它上市。它可以专注于科学研究，机制更灵活。

未来，我们能否有一个资助体系来催生一个新的R&D机构，以及中国的“贝尔实验室”?这是我们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在科研方面，政府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但是发放科研费就意味着要有明确的评价。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探索更多样化的方法，例如，我们是否可以鼓励一些国有央企通过资助创新来资助个别科研机构，回馈社会?同时，建立更宽容的国有资产资助创新容错机制?上海最近建立了未来的产业基金，投资周期是15年加3年。我觉得很好。

做科学研究是一场马拉松，你必须努力工作，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也投入了几年的科学研究。我妻子曾经评论说，我的工作在世界上很糟糕。因为同步辐射光源建在地下室，所以我工作了24小时甚至48小时，在地下室呆了半年。现在，我的学生比我年轻的时候更努力。每次去实验室，我都看到一个学生在做作业。

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吃这种苦，先吃。因为年纪大了，人的精力和体力都吃不下这种苦。另一方面，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当他们年轻时取得成就时，他们会有信心。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公司都选择年轻人的素质。大企业选择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在名校学到了比别人更多的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必须努力进入名校。大企业关注的是这种愿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品质。

做科研需要一些“偏执”，但也需要一个好的心态。有时候，并不是学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克服或不想克服问题。良好的心态可以帮助你面对挫折和失败。

2008年，我辞去了美国终身教授的职位，回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的凝聚态物理研究与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大多在美国。如今，中国并不落后于海外，无论是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质量。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努力工作的基础，这些力量促进了中国科研实力的快速提升。

如今，中国年轻人非常国际化，自信，敢于表达，许多人的教育经验也是多样化的。我认为中国科学家将来必然会成为引领世界科学研究前沿的力量。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人在这个领域非常活跃。因为诺贝尔奖有延迟效应，我判断20年后会有更多的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