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堕胎了，我要求每个女人都有同样的权利。”1971年4月，这份由法国思想家波伏娃和343名法国女性签署的公开声明在《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这时，在法国堕胎是违法的。两个月后，德国记者爱丽丝·施瓦泽把这项运动的概念带到了德国。374名德国女性在《亮点》杂志上宣布:“我们堕胎了。”

1988年，加拿大通过摩根塔勒案确立了堕胎权。法官伯莎·威尔逊的建议作为当时法庭上唯一的女性，在随后的许多法律案例中频繁引用。“怀孕或不生育的权利...应该得到正确的对待。现代女性一直在努力工作，维护自己作为人类个体的尊严和价值。怀孕或不生育的权利是这场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性别平等之路由来已久。堕胎自由和生育自由自始至终是女性伸展身体权利的重要途径。加拿大美国女权主义者费尔斯通在20世纪70年代感叹，即使人类已经有了登上月球的技术，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孕育。那么，50年后，当与生育相关的技术第二次出现时，能否帮助女性实现生育自由呢?

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性研究人员克莱尔·霍恩在他的作品中给出了一个不乐观的答案。更准确地说，书中呈现的未来之路看似美好，实则问题分崩离析。《夏娃:生育自由的未来》讲述了生育技术，尤其是人工子宫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仅是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法的研究者，也是怀孕期间的准妈妈。正是这种多重身份，让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察和讨论，既包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探索，也包含了她个人的心灵魂。

乍一看，生育技术，尤其是人工子宫，更像是一个关系到女性和胎儿健康的问题。然而，这本书并不局限于性别视角，而是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人工子宫技术出现之前，我们的社会需要改变哪些方面?

生育问题更加与正义有关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反思和反思历史和当下，这也是作者触摸最多的地方。作者一路追溯，来到了“人造子宫”概念最初出现的地方。

1923年，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在演讲《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中提出了“体外人工培养”这个词，并推测体外人工培养最终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技术，让每个人都可以在不担心意外怀孕的情况下，释放自己的身体，享受性的快乐。霍尔丹的演讲开启了同代人对人工子宫的想象，也展示了一幅看似美丽的蓝图。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就在霍尔丹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们热烈讨论了一个问题——你能用体外人工培养技术阻止一些人继续怀孕吗?看完这个，很多人会觉得熟悉。19世纪60年代，英国科学家高尔顿提出，人的外貌、智商和道德修养都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因此，通过控制人类的怀孕，最适合环境的群体可以持续，而其他群体最终会被淘汰。

高尔顿的优生学现在已经被主流科学界一致抛弃，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科学家是他们优生学的粉丝。霍尔丹也是其中之一，他自称是“优生学家的改革派”。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体外人工培养技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我们的文明将在未来看到的某一天崩溃，因为总人口中那些‘低质量’的人通常会有更高的妊娠率”。换句话说，霍尔丹提出了人工子宫的初衷，这是为了保证“优生”能够生存而提供的技术支持。或者说优生学的技术。

无论是高尔顿的优生学，还是霍尔丹用技术支撑“优等人”的生存概率，背后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人可以被分类，被分类到不同的阶层，从本质上决定谁更适合或者不适合怀孕，从而控制生育行为。这种分类和判断无疑侵犯了人们的个人尊严和平等权利，违背了基本的伦理原则。到目前为止，生育问题不仅关系到女性的权利，也关系到对正义的质疑。

更加隐蔽的公平问题

如果基于优生学的群体选择和生育控制更容易提高警惕，那么由于经济原因造成的正义和公平问题就更加隐秘了。无论是在人工子宫思想被提出的古代，还是科技已经成为塑造人类社会的主要力量，人们对人工子宫的美好期待大多集中在它的治疗上，比如用它来缓解怀孕期间的严重健康问题，或者为早产儿提供生命支持。这可能是人工子宫的最佳用途。

但是作者抛出了这个问题——这项服务真的能让真正需要它的人受益吗?她在书中提醒，如果早产和死亡是由于缺乏先进的新生儿护理技术造成的，那么人工子宫应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分配。但事实是，早产致死率高的原因不是缺乏先进的技术，而是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虽然一些资源匮乏的地区已经有了帮助新生儿的技术，但由于缺乏技术所需的相应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新技术有时会导致婴儿死亡。例如，育儿和假箱技术需要稳定。

除了基础设施问题，还有思想意识。作者在书中提到了2019年的一项研究。在跟踪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隔离后，发现非裔婴儿更容易被安排到环境较差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而不是白人、拉美裔和亚裔婴儿。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非裔婴儿“比白人婴儿需要更短的生育时间”，这种说法表达为一种看似“科学”的方式，有些意思是“背诵”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不均。这与书中批判的生物学暴政相呼应，也促使人们对技术的认同。

医疗资源的不均匀分配使得新技术无法送达真正需要的群体，这种不均匀分配无论是由种族、经济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都会向我们展示，技术的发展和改进不一定导致生育正义，不可能只依靠某些技术来消除所有的不公平。同时，如果只为某些群体服务，任何技术都可能加剧社会不公。

在提出各种问题后，作者仍然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希望。她写道:“我们可以专注于另一个未来的场景，想象另一个人工子宫——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有人分享了孕妇在怀孕期间所承受的一切，但不是依靠机器参与的自动怀孕方式，而是为孕妇提供资源、支持和照顾。”其实这个表达已经回答了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它描绘了一个美丽的场景，但实现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