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来自美国学术界的重磅消息,让全球科研圈为之震动——哈佛大学附属的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因涉嫌在大量学术论文中伪造及篡改实验数据,并以此骗取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巨额科研经费。在被实名举报后,该所最终同意支付高达1500万美元(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和解金。

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成立于1947年,是一家世界顶尖的癌症治疗与研究中心,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它是哈佛医学院的主要教学附属机构之一,也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定的综合性癌症中心。研究所一直致力于癌症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其科研产出对全球抗癌事业具有重要影响。正因如此,其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等公共机构获得巨额科研经费,也承载着社会公众的极高信任。
可谁能想到,这座看似光鲜的“科研圣殿”,背后竟藏着一条系统性的“论文造假链”。而揭开这层遮羞布的,不是机构内部的自查机制,而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独立“学术侦探”——肖尔托·戴维David will博士。David will也因为关键贡献,获得了约263万美元(17.5%)的奖励。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23年底至2024年初,当时细胞和分子生物学博士肖尔托·戴维注意到了丹娜-法伯研究所相关研究人员的论文。作为一位纯志愿者的学术侦探,他曾在PubPeer等平台上发表2000多条评论,带来了不少更正和撤回的结果。
偶然追根,揪出顶尖机构的“造假黑洞”
在调查一名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研究人员论文的合著者时,他偶然发现了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论文中的问题。2024年1月,戴维在其博客“为了更好地科学”(For Better Science)上发布了一篇详细文章,指出了该研究所科学家撰写的五十多篇癌症生物学论文中存在图像问题,包括重复、拉伸、拼接或遮挡部分图像,这些问题可能误导读者对实验结果的理解。涉及问题论文的研究人员为数众多,包括该研究所的多位“大佬”: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勒博骨髓瘤治疗研究所所长肯尼斯·安德森、首席运营官威廉·哈恩、实验医学高级副总裁艾琳·戈布里亚尔,甚至还有时任首席执行官劳里·格利姆彻等。
戴维认为这些问题并非简单的技术错误或者操作失误,而是明显有意操纵图像和数据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该博客文章迅速引发关注,《纽约时报》等媒体介入报道,丹娜-法伯研究所随即启动内部审查,并很快宣布计划撤稿6篇论文、更正数十篇其他论文。

戴维David在接受《撤稿观察》采访时表示,他最初是在为"为了更好的科学"网站撰写一系列博客文章时,发现了诉讼中列出的许多论文。在2023年底撰写了关于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研究员Sam Yoon的文章后,戴维说他最终通过"追踪共同作者的脉络和线索"找到了丹娜-法伯的研究人员。
在他2024年1月的博客文章中,戴维指出了数十篇由丹娜-法伯多位相关人员合著的论文中存在图像相似性和数据操纵迹象。其中包括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首席运营官威廉·哈恩,戴维指出他在PubPeer上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许多关于可能存在的图像问题的评论。戴维还点名了实验医学高级副总裁艾琳·戈布拉尔,指控其在一项骨髓研究中存在"明显的重复"。
据《纽约时报》报道,博客文章发表后不久,丹娜-法伯就要求期刊撤稿戴维提及的58项研究中的6项,并对其他数十项进行更正。
2024年4月提交的原始起诉书中包括哈恩、戈布拉尔和其他丹娜-法伯研究人员的95项研究,"反映了一种欺诈模式"。起诉书随后列出了依赖其中一些论文数据的多项资助。
和解协议没有点名具体的研究人员,而是提到了"研究人员1"(诉讼中一组资助的主要负责人)和"研究人员2"(负责监督第二组资助)。
和解协议列出了在研究人员1监督下发表的14篇论文。其中12篇论文的资深作者是肯尼斯·C·安德森,丹娜-法伯勒博骨髓瘤治疗研究所和杰罗姆·利珀多发性骨髓瘤中心的主任。安德森在我们的数据库中有10次撤稿记录,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
和解协议写道:
研究人员1未能对这些研究人员在准备相关出版物及进行相关出版物所报告的基础研究过程中进行充分监督。因此,丹娜-法伯花费了来自第1组相关资助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是不可允许的。
"和解协议指出,持有资助的主要负责人如果未能履行监督职责,反复出现并造成有缺陷的数据模式——不一定达到欺诈或不端行为的程度,但确实是有缺陷的数据——那么他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个问题,"里奇说。
列出的第二组资助申请依赖于一篇2015年《自然-医学》文章中描述的研究。"该期刊文章中的某些图像和数据被歪曲和/或重复,"和解协议写道。该文章的资深作者是医生兼科学家鲁本·卡拉斯科。
该文章在2024年进行了两次更正,均与图像有关。
不止纠错:他凭一部法律,替政府追回巨额损失
在很多人看来,能推动顶尖机构撤稿、更正论文,已经是学术打假的“天花板”成果。但戴维深知,这些造假论文背后,是更严重的问题——科研人员通过操纵数据营造“虚假成果”,以此骗取NIH的巨额资助,而那些踏实做研究的诚实科学家,却因此失去了宝贵的经费支持机会。
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戴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依据美国《虚假申报法》,直接起诉丹娜-法伯研究所。这部法律的特殊之处在于,允许个人以“私人检察官”的身份,代表政府起诉欺诈联邦资金的行为,若胜诉,举报人可获得赔偿金15%至30%的奖励。
这场诉讼从2024年4月正式启动,历时20个月达成和解,速度远超同类案件的平均时长,也被解读为美国政府加强科研资金监管的明确信号。根据和解协议,丹娜-法伯支付的1500万美元中,超过850万美元将返还给NIH,重新用于支持合法合规的科学研究;而戴维David will则因关键贡献,获得了约263万美元(和解金额17.5%)的奖励。
研究不端指控的典型和解金额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尽管有些金额更小。与丹娜-法伯案一样,机构通常会在《虚假索赔法案》案件中获得"根据司法部指导方针的考量,因其在信息披露、合作和补救方面采取的行动而获得认可"。在杜克大学以1.125亿美元达成和解的案件中,法官判给举报人高达和解金额30%的奖励,举报人、前实验室技术员约瑟夫·托马斯Joseph Thomas获得了3380万美元。
1.1亿和解金的背后,是科研诚信的重要警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的核心意义,远不止“天价和解金”本身。正如一位匿名学术侦探所言:这样的认可有助于反击某些人用来批评学术侦探工作的负面言论。很多从事此类工作的人通常被贴上‘失败的科学家、骗子、利益冲突者、恶意诽谤者’等标签,还可能面临法律威胁。……这起和解将向其他人表明,侦探群体的工作是对科研诚信的宝贵且合法的贡献。
丹娜—法伯案件再次敲响了警钟:无论机构声望多高,科研诚信的底线不容突破。此案也以巨额经济补偿的形式,正式认可了“学术侦探”群体对维护科研诚信的“宝贵且合法的贡献”。它展示了一个健康科研生态应有的模样:除了依靠机构自律,更需健全的吹哨人激励制度和强有力的法律后盾,共同守护宝贵的科研经费和科学的纯粹性。
戴维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笔奖金对并不富裕的他意义重大,但他的初衷从来不是“攻击大学或科学”,而是“希望推动更好的学术研究”。毕竟,科学的本质是求真,每一次对造假的打击,都是在为真正的创新铺路。
消息来源:
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5/12/16/dana-farber-settlement-false-claims-act-image-manipulation/#more-13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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