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高校发文，共一/通讯现在都不认了？

近年来，学术成果中“共同第一作者”的含金量，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机构的重新审视。

无论是研究生毕业、奖学金评定，还是高校求职、职称晋升，科研人员多少都遇到过“共一”的场合。

一篇高水平论文往往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有人擅编程，有人精实验，有人专设备，大家各展所长，共同一作本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随着国内学术生态的演变，不少单位对“共一”的认定正变得愈发严苛。

越来越多人发现：只有排在“物理位置第一”的作者，才算数。

一、多所高校出台规定：

福建某大学在其现行职称文件中明确：以图书馆出具的检索报告为准，仅认定排名第一的作者。

安徽某医学院也规定：若以论文作为代表作送审，所提交的论文必须是第一作者；如果是共同一作，则必须排在第一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规定相对宽松一些——允许申请人提供贡献说明，详细阐述自己在论文中的具体工作内容，并由第一完成人（或共一完成人）签字确认后，仍可予以认可。

而在一些求职场景中，也有申请人因“共一排名不占优”直接被拒之门外。

二、政策收紧的背后

共同第一作者制度，本质上是学术领域的“舶来品”。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早在2023年修订的标准中，将论文贡献细分为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论文撰写、经费支持等12项具体指标。

理论上，一篇论文可以有2个甚至多个第一作者，高影响因子期刊甚至出现过4-5个共一。

但不同期刊的执行标准差异很大：Cell系列要求共一贡献完全均等，并在正文首页用符号标注；而PNAS则允许30%-70%的贡献差异。

现实中，共一署名引发的争议不断。据Nature披露的撤稿事件统计，32%的学术不端案例涉及作者署名争议。

更有博士因毕业压力，将已完成实验拆分给同门署名——这种做法已被多所机构明令禁止。

国内学术圈中，因“非升即走”或课题压力导致的“导师抢一作”现象，也屡见不鲜。

更有甚者，一篇论文竟挂出七八个共同第一作者，“挂名”现象泛滥。

对此，2026年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新规，直指“共同一作”挂名不履职的问题，要求在基金申请书中清晰列明每位申请人的具体工作内容。描述模糊者，将按材料不全处理，直接无缘评审。

基金委还对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采用差异化的作者地位评估：一位刚毕业的博士，可能更适合以第一作者身份申报青年项目；而作为资深专家，则更适宜以通讯作者申请面上项目。

三、科研人如何应对？

在科研合作日益普遍、“共一”认定日趋收紧的大环境下，学者仍有几个可以尝试的突破口。

1. 国际合作：利用政策豁免

对于有海外合作背景的中青年学者，跨国论文的署名认定可以成为破局关键。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职称评审中，对国（境）外合作成果设有特殊条款。

即便论文中你并非唯一第一作者，只要合作单位涉及境外培养机构，国内单位仍有较大可能认可整篇成果，从而绕过“只认独一作”的限制。

2. “曲线救国”：多元化成果

论文之外，其他形式的学术成果也值得重视。

2026年职称评审新规全面落地，论文权重普遍压降至20%以下，而业绩成果（专著、教材、专利、行业标准等）的权重则飙升至40%-80%。

这些都可以作为重要的评审材料，分散对“共一”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