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母权论》(1861)一书中首次提出，母系社会的发展阶段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普遍存在，但缺乏考古学支持史前母系社会存在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学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会组织与特殊的工业经济体系和低水平的人口生产有关，只是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适应性选择，被人类学家称为“母系之谜”(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来，随着古代DNA技术的不断突破，研究人员可以在古代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完成古代人类遗骸之间高分辨率亲缘关系的重建。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和古代DNA研究人员普遍收集和分析古墓地的骨骼材料，以揭示史前社会的家庭结构。然而，到目前为止，所有报道的古代DNA研究结果都表明，史前社会是按照父系血缘原则建立社会组织体系的;母系社会的遗传线索只能追溯到欧洲的铁器时代。因此，母系社会是否真的存在于早期的史前人类社会仍然是考古学和人类学领域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025年6月4日，Nature在线发布了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中国史前母系社会重大研究成果，名为“Ancient DNA reveals a two-clanned matrilineal community in Neolithic China”。

研究团队基于高分辨率古DNA亲缘评估技术，综合考古学、人类学、稳定同位素和碳14学科交叉研究，首次在泰山北麓沿海城市、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确定了4750年前大汶口文化两个母系组织，为摩尔根、恩格斯19世纪“原始母系社会是文明前夜的重要阶段”理论提供了关键的东方证据。

与以往主要基于考古发现的雕像、妇女用品、民族志和文献记载的假设不同，本研究首次利用分子人类学和遗传学证据，不仅证实了史前母系社会组织的出现，而且通过多学科综合分析，充分揭示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沿海城市母系氏族社会的组织特征、人口规模、生产力水平等关键信息，完成了相关人类社会组织探索的重大进展。

该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交叉系重点项目“海岸带环境变化与文化文明演变”的重点资助，由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共同实施。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博物馆学院是第一个完成单位。

研究团队由古DNA组成、考古学、人类学和稳定同位素的人员组成。北京大学博士后王进成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宁超，北京大学考古文化博物馆学院，张海团队和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BIOPIC)黄岩谊和庞玉红的团队共同领导了古DNA与考古学的交叉研究。这也是北京大学跨系、跨学科合作的成功实践。孙波、赞金国、李振光等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领导了傅家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研究小组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傅家墓地线粒体研究的一致性特征。2021年，赞金国研究人员再次发现了傅家遗址和北部墓地，为建立由傅家两个氏族组成的母系社会提供了关键信息。中央民族大学严格副教授团队负责与项目相关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四川大学考古科学中心副研究员王学业为稳定同位素研究付出了大量努力。本研究结果反映了以古代DNA和考古学为核心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探索古代社会团体方面的巨大潜力，将进一步推动早期人类社会团体和古代亲属制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