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宣：高校教师退出制，来了！

教师的编制“护身符”，正在被逐步卸下。

最近，教育部官网以“上海电机学院面向产业需求深化综合改革 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为题，介绍了该校的改革举措。

文中提到，学校对普通教师加强聘期考核，通过培训、转岗、退出等途径持续优化队伍结构。

过去，一旦入编，便等于端上了“铁饭碗”。

而现在，从小学到大学，从新入职的讲师到资深教授，行政人员到思政课教师，“非升即走”“分级流动”“末位淘汰”等教师退出机制的探索，已经全面覆盖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

其实，大学在教师退出方面的探索比中小学起步更早。

1993年，清华大学率先推行人事制度改革，提出“非升即走”政策；1998年，北京大学也迈出了类似步伐。

此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跟进，教师终身制的传统观念被彻底打破。

如今，“非升即走”已成为绝大多数高校的常规操作。

北方民族大学官网发文称，学校深入推进第三轮岗位聘用，强化聘期考核，畅通“流动、转岗、退出”渠道，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闫学东表示，学校正在建立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标志性成果评价机制，完善人才引进、晋升、流转、退出的全链条机制。

中国民航大学则将教师系列从“十四五”初期的教学、教研、研究三类，扩充至包括实验实践教学、实验技术开发在内的五类，推动教师队伍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同时健全分类竞聘及各类别间的流转退出机制。

2024年12月，教育部发布的《清华大学大力推进高水平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一文中提到，清华大学改革评价体系，建立了教学评价预警和帮扶机制，并正式实行教师退出机制。

与侧重激励青年教师科研产出的“非升即走”不同，清华的教师退出制度主要针对思政课教师群体。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而办好思政课，教师是关键。

早在2018年，教育部就印发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提出可依据评价结果，探索建立思政课教师课堂教学退出机制。

2020年，教育部再次发文，要求高校制定思政课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管理办法，加强聘期考核，实行准聘与长聘相结合。

在政策推动下，各地纷纷行动，将退出机制落到实处。

2020年7月，福建省印发通知，明确健全思政课教师准入与退出制度。

连续两年在全校思政课教师评教中排名后5%的，须通过停课进修、挂职锻炼等方式提升教学能力；确实无法胜任的，应予以转岗。

天津率先打造了量化评估检验平台，对教学效果不佳的教师及时分流。年度评价排名后10%的教师待岗培训，连续两年排名后10%的则转岗退出，形成强有力的警示效应。

同时，天津组建了3000余人的思政课听评课团队，开展互学互评，完善退出机制。2023年，已有9名高校思政课教师因此被清退。

教学质量评价一直是教师考核的难点。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教师会被“淘汰”？

2026年1月发布的《徐州工程学院教职工校内调配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年度考核不合格、连续两年基本合格或聘期考核不合格等情形，须退出当前岗位。退出教师岗位的人员，可申请应聘学校其他非教师系列岗位。

《黑龙江工商学院教师准入和退出管理办法》规定，教师出现聘期内无正当理由未承担教学任务、完成工作量严重不足、连续两年年度绩效考核不合格等情况，原则上应从教师队伍中清退。

除了划定退出红线，对教师教学质量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和考核，是学校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实施“教师退出制”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赶人走”。对教师进行帮扶培训，提升其教学水平，激发整个教师队伍的活力，才是隐藏在背后的真正目标。

东南大学在实践中形成了“教学质量评价→教学质量预警→教学问题核实→质量问题处理”的闭环流程。

其中，教学质量评价为教学预警提供依据。预警触发后，首先核实教学情况，然后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除了帮扶机制，学校还设立了教学红黄牌制度，对教师个人的教学质量问题实行分层处理。

“教师退出机制”是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下，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一机制势在必行。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教师退出机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相比于只盯着“退出”，更应关注“机制”二字——如何构建一套合理、合规、合情的制度体系，让教师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真正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