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推进“产学研”平台建设的各项政策，有效推动了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生态建设。但我国高校专利转化率仍低于发达国家高校专利转化率(约50%至80%)。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韩峰指出，其核心瓶颈在于系统技术转移团队建设滞后。

韩峰告诉《中国科学日报》，我国成果转化人才短缺，大多数医学院校缺乏兼顾医学、药学、知识产权和商业经营能力的复合技术经理，技术评价和商业化道路不畅。

此外，还需要改进制度和机制。高校职称评定仍以国家基金、人才头衔、论文为导向，成果转化奉献未充分纳入核心评价，未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

另一方面，工业端与研发端缺乏协同作用。医药研发与工业需求脱节，缺乏“临床-科研-公司”的深度协同平台，初步项目概念验证支持不足，70%以上的医药专利停滞在实验室阶段。

韩峰认为，只有通过法律保障、制度化、利益激励和生态协调的“四轮驱动”，才能突破成果转化的瓶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从“论文大国”向“创新强国”的飞跃，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注入科技动力。

他建议完善法律和政策支持，明确团队建设的战略定位。加强立法授权，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高校对职务发明的独立处置权，简化审批流程，允许技术经理参与成果转化决策的全过程。

二是建立系统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加强医药社会化服务水平。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TLO)，在北京协和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等双一流医科大学开设独立运营标志，配备技术经理、知识产权律师和具有医学背景的投融资顾问，提供从专利布局到临床验证的全链条服务。建立了50所大学的标志试点项目，培训了5000名持证技术经理。同时，国家联合大学开设种子基金，支持初步项目跨越“死亡谷”，降低技术社会化风险。扩大“生物医学技术创新转型基金”规模，重点支持原药、高端医疗器械等初步项目;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技术租赁等工具，降低资本转型门槛。

第三，创新人才培训机制，建立复合技术经理团队。实行“药品技术经纪人”认证制度，与行业协会制定专业标准，设立“医疗技术转移”专业硕士，结合医疗、法规、金融等科目招聘高端人才。

此外，深化政府、校企合作，改善药业成果转化生态。共同创建工业、大学、科研联合体，支持高校、龙头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创建技术转移中心，迫使产业需求的科研主题选择，促进技术经理深入参与企业技术研究。教育部、科技部联合成立了“技术转移团队建设监督小组”，定期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通过经典案例宣传，扭转“重论文轻转型”的概念，建立医学创新转型的社会认同。